1927年4月28日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那是父亲的被难日，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。
那年春天，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。每天早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。有时候他留在家里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。我蹲在旁边，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。
我奇怪地问他∶“爹，为什么要烧掉呢？怪可惜的。”
待了一会儿，父亲才回答∶“不要了就烧掉。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！”
父亲是很慈祥的，从来没骂过我们，更没打过我们。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。他不论多忙，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，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。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。
后来听母亲说，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。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，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。才过了两天，果然出事了。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，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。第二天，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。我们心里都很不安，为这位工友着急。
局势越来越严重，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。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，母亲也几次劝他。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∶“不是常对你说吗？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。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。我哪能离开呢？”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。
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。4月6日的早晨，妹妹换上了新夹衣，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。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，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。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，就就听见啪，啪……几声尖锐的枪声，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。
“什么？爹！”我瞪着眼睛问父亲。
“没有什么，不要怕。星儿，跟我到外面看看去。”
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，就向外走。我紧跟在他身后，走出院子，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。
一会儿，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。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，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。
“不要放走一个！”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。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，穿便衣的侦探，穿黑制服的警察，一拥而入，挤满了这间小屋子。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，把我们包围起来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，枪口对着父亲和我。在军警中间，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。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，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。
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∶“是认识他吗？”
阎振三摇了摇头。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，显然是受过苦刑了。
“哼！你不认识？我可认识他。”侦探冷笑着，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，“看好，别让他自杀，先把手枪夺过来！”
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，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。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，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。因为他明白，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
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，拖走了。我也被他们带走了。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。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。
十几天过去了，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。有一天，我们正在吃中饭，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，说是提审。
在法庭上，我们跟父亲见了面。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，可是没戴眼镜。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。
“爹！”我忍不住喊出声来。母亲哭了，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。
“不许乱喊！”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。
父亲瞅了瞅我们，没对我们说一句话。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，非常沉着。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。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—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。
“这是我的妻子。”他指着母亲说。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，“这是我的两个孩子。”
“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？”法官指着我问父亲。
“是的，我是最大的。”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，就这样抢着说了。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。
“不要多嘴！”法官怒气冲冲的，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。
父亲立刻就会意了，接着说∶“她是我最大的孩子。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。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，她们什么也不懂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。”父亲说完了这段话，又望了望我们。
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。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，匆匆分别了。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。
28日黄昏，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。
我们回到家里，天已经全黑了。第二天，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。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，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。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“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”，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，昏倒在床上了。母亲伤心过度，昏过去三次，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。
过了好半天，母亲醒过来了，她低声问我∶“昨天是几号？记住，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。”
我又哭了，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，咬紧牙，又勉强看了一遍。我低声对母亲说∶“妈，昨天是4月28日。”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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